公司法务根据何种原则甄选外部法律顾问？《商法》调研显示叁大因素位列前沿，但个中门道远非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黄杜煜报道
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监管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外部律师与公司的关系愈发紧密——无论是开疆拓土、落地战略新局，还是应对争议、于法庭力挽狂澜，都离不开他们的深度参与。对公司而言，深耕并维系既有的优质法律合作网络固然是稳健之选，但在开拓业务版图或遭遇新兴风险挑战之时，也经常需要引入新的助力。面对法律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候选阵容，哪些因素在当前环境中被高管法总们所看重，成为甄选外部律师的首选标准？
带着这一疑问，《商法》对出席数月前于上海举办的法务高管高峰论坛的高管法总们，以及近期公布的“公司法务大奖2026”获奖者展开调研。结果显示，高管法总最看重的叁大因素依次是：既往业绩、服务稳定性和价格。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宋杰认为，这叁个因素和优先级排序高度契合建筑央企区域分公司在工程建设、商事纠纷、知识产权等业务领域选聘外部法律顾问的实际要求。他说，公司在选聘外部律师时，始终将同类工程案件实操业绩放在首位；其次看重服务可靠性和团队稳定性；最后再合理考量服务收费，杜绝低价低质或溢价虚高。
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部的总法律顾问梁杏波同样认可这一结论。他说：“这一排序在我们实际管理外部律师资源的过程中完全适用，且历经多次重大项目的验证。”
除上述叁大核心因素之外，调研还收集到高管法务的其他参考维度，包括律所品牌声誉、规模、知名合伙人、法律媒体奖项以及是否长期发表专业文章等。
不过，评估律所的过程远非上述考量因素的罗列与对比，每一项看似简单明了的指标背后，都有公司更深层次的探究与筹算。
行业经验为王
既往业绩固然是衡量律师能力最直观的标尺，但在一些高管法总看来，既往业绩并不在于曾经手项目的交易金额有多大、服务的客户有多知名，而在于这些经历能否体现律师对公司所处行业的深入参与和深刻理解。
英硅智能是一家通过开发专业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药物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生物科技公司。其总法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王君说：“出色的既往业绩不仅取决于备受瞩目的重大交易或案件数量，更体现在律师能否深刻理解公司的所属行业、业务目标和关键风险领域，以及能否在处理各类事务时展现出明智的判断力。”
阿里巴巴的础滨事业部法务部门在寻找外部律师时，同样看重其对科企所处行业的理解。
该公司Alibaba Token Hub（ATH）事业群千问事业部法务总监刘佳欣指出，一个律师团队过往的诉讼胜诉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真正理解AI产物的技术逻辑。她举例称：“在处理生成式AI版权纠纷时，律师能否准确区分‘训练数据使用’与‘输出内容侵权’的技术边界，能否向法官清晰解释Transformer架构的工作原理，这些能力比单纯的胜诉记录更有价值。”
创新药公司云顶新耀的法律需求与行业特性深度绑定，从临床试验受试者保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到跨境技术授权、全球专利布局，每一个环节都涉及高度专业化的监管要求与技术细节。公司总法律顾问兼合规负责人谈歆瑶说，相较于泛化的胜诉率、律所品牌或知名合伙人头衔，团队在选聘外部法律顾问时更看重律师在相同或类似医药项目中的实战成果。
“在选聘专利诉讼律师时，我们会优先考察其是否能准确解读复杂的专利技术方案，理解靶点作用机制……在跨境许可交易中，我们会重点考察其是否处理过同靶点的全球独家授权协议；在临床试验合规项目中，我们会核实其是否有协助公司顺利通过监管部门飞行检查的成功案例，”她说。
“我们建立了内部医药法律服务律师库，收录了经过同行验证与项目复盘的优质团队……确保其专业能力与我们的需求高度匹配。”
稳定不是不变
在瞬息万变的商业博弈中，公司对法律服务的稳定性期待早已超越“人员保持不变”的基本要求。真正被高管法总看重的，是外部律师团队能否一如既往地保持令人满意的响应速度、牵头合伙人能否持续高质量投入，以及有无备岗机制等在人员变动时确保服务不中断的制度保障。
亚朵集团首席合规官高丽君认为服务稳定性是长期合作中极易被忽视，却直接影响服务效率的核心要素。“我们大量法务工作如常态化打假维权、合规体系持续搭建、常年合同审核与业务咨询，均属于长周期持续性事务，”她说，“若外部律所频繁更换对接人员，需反复复盘业务背景、重建协作信任，大幅拉低工作效率。”
她会重点评估律所团队架构是否固定，有无在主要对接人无法跟进项目时随时补位的人员，以及响应时效、案件跟进等流程有无书面化保障。
对初创公司而言，及时的法律支援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这就对外部律师团队的服务响应速度提出了要求。基于这一现实情况，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科技将“服务响应速度”作为选择外部律师最核心的标准。
公司法务负责人周文说，人形机器人行业技术迭代快、商业节奏紧，迭加港股上市主体的严格监管要求，公司常常面对没有缓冲期的紧急事项——港股信息披露的限时回复、海外市场的临时禁令、迫在眉睫的重大诉讼节点、跨境数据合规的突发情况——这些都需要即时判断。
“这些事项处理不够及时有效就会出现‘晚一小时，影响一大片’的情况，”他说，“优必选需要的不是‘上班式服务’，而是关键时刻找得到、压力面前顶得住的可靠伙伴。”
嘉实投资法律顾问曹仕鹏用“重视程度”来衡量律师团队的服务稳定性，如合伙人对项目的参与程度，是否本人亲自负责；团队是否及时响应；在与主办的其他项目有冲突时，合伙人能否仍以该项目为优先等。
中海地产法务副主任周恒艳也有类似考量。“在选聘外部法律顾问时，首要考量是拟派团队尤其是主办合伙人的实战履历与专业深度，确保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直接操盘，严控‘合伙人挂名，低年级律师办案’的现象，”她说。
性价比胜于低价
在经济遇到逆风，公司压缩开支的当下，法务部门预算同样承压。但绝大多数法总在选聘外部法律顾问时都拒绝“价低者得”的简单思路。相较于绝对低价，他们更看重能否以合理的费用获得复杂案件的确定性，让公司在法律市场中的每一分支出都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包装解决方案供应商康美包的亚太北区法务及合规总监周颖更加看重法律费用投入的“杠杆效应”，尤其是在反贪腐、数据合规等高价值、高风险项目中。
“比起绝对的低价，能够为公司创造实质价值、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高性价比’方案更具吸引力，”他说。
对于不同的法律事项，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企管投资部总经理符琪会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她说：“标准化、可替代性高的常法或批量诉讼，价格的重要性显着上升；但对于高复杂度、高标的或新型业务，会结合各方面的整体情况，可以选择放弃最低价以换取更强的专业确定性和响应速度。”
盛世投资董事会秘书、风控管理部负责人吴子旭也有相似的做法：对于重大诉讼、复杂交易等高度专业化事务，团队愿意为适配的专业能力支付合理溢价，避免因低价选择缺乏经验的团队，导致后续合规风险、项目返工的隐性成本增加；而对于标准化、高频的日常法律事务，团队更倾向于推动内部自主完成，或与律所约定打包服务价格，实现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价格的合理性，本质上是外部律师专业能力、协同效率与公司需求的匹配度，而非单纯的数字高低，”吴子旭说。
润晖投资管理（香港）法务合规总监邱璐则强调价格的细节。她说，比起总价，她更看重律师对工时的如实记录和对不可预见费用的提前预警。
独特视角
除以上最主要的叁大核心因素之外，法总还从自身业务场景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选聘考量。这些基于实务经验的独特视角，丰富了公司甄选外部律师的评判维度，也为全面理解法务高管真实决策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于业务地域覆盖范围较广或有出海需求的公司而言，外部律所在不同地区、不同法域持续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的能力十分关键。山西安装集团国际部的副总经理赵伟长期参与海外项目的法律风险防控与外部律师选聘决策，覆盖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区域。她说：“单一律所很难在所有法域均具备顶尖实力，因此偏好拥有强大本地合作所网络或自设办公室、且能够高效牵头协调多法域法律意见的外部律师。这种‘全球视野加本地实务’的能力比品牌知名度更重要。”
联合利华副总裁、大中华区总法律顾问徐卓也有类似考量：“摆我们闭会考虑律所的网点分布，尤其是在摆中国闭低线城市有无质量可接受的当地律师可以提供服务。”
作为知名保险公司法国安盛在华子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法务部门出具的各类法律意见及专项尽调结论均需要同步报送至境外总部集团审批与备案。公司首席合规官罗昉宜说：“境外国际总部对该中国本土律所的行业认可度、国际口碑与品牌公信力，是我们选聘外部法律顾问时，极为关键的额外考量标尺。”
华熙生物法务总监韩林平则将业内同行及法务同仁的真实推荐作为重要参考。她说：“实际合作后的口碑与真实的落地体验非常有参考价值，也是我遴选外部律师的考量依据之一。”
选人有“道”——公司法总遴选律师的渠道洞察
在基于多方因素评估外部律师的合作适配性之前，法总们先要储备一个足够分量的律师人才库。人才库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法总从纷繁的渠道中，仔细甄别、不断更新。当前寻找外部律师的渠道已经非常透明，但哪条路径最适合公司当下的需求，法总心中各有考量。
在《商法》对高管法总开展的调研中，我们观察到：大部分法总都将“既存服务关系”视作首选，优先选择延续现有的合作关系；同行转介和律所名录则紧随其后；不少公司也会依赖招投标流程，以满足合规要求。
根据业务差异化选择渠道并进行决策，是不少法总在挑选外部顾问时的惯用思路。滴灌通总法律顾问凌涛涛在处理常规合同、日常合规等基础业务时，会优先沿用长期合作的外部律师。她说，长期合作的经历可以便利选聘流程，更因律师对业务足够熟悉而大幅降低了沟通成本。
而当面对重大投融资、跨境业务、数据合规及争议诉讼类复杂事项，她更侧重参考专业律所名录，辅以同行口碑调研，并通过简易招标对比团队专业度、报价及过往案例。
阳狮中国大中华区法务副总裁王梦寻引入了另一个评估思路——法务团队自身擅长的领域。“在常规且合作较为频繁的业务类型上，更依赖同行、朋友的介绍，或者通过熟悉的律师进行推介，”她说，“在一些不熟悉的领域，媒体排名及名录是我们获取特定领域头部律师的重要通道。”
亦有法总根据法律服务本身的性质来判断合作对象，如汉高（中国）投资总法律顾问沉悦志重点关注其需要的法律服务属于诉讼还是非诉。针对非诉领域，他会优先考虑代表行业领先水平与有着良好过往业绩的红圈大所。而对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知识产权争议等领域，他基于过往经验则更倾向选择精品所或固定律师。
渠道选定后，如何用好同样需要巧思。福华通达化学法务总监王楷会根据信任度的差异来划分处理重点。他表示，对于既存服务与同行转介等信任度较高的渠道，法务部会深度参与并进行专业判断，以快速推进合作落地；对于咨询机构推荐等信任度较低的渠道，团队会先进行严格尽调核实，再纳入备选。需要进行招标时，王楷强调会严格遵循公司采购流程，采用多部门联合评审以确保合规性。
对于招标，具有高专业壁垒的生物医药公司则有不同的看法。圣湘生物法务总监黄骏将招标仅视为兜底选择，并未给予高优先级。他坦言：“招标流程虽然标准、严谨，但往往难以甄别生物医药细分领域的专业深度，容易出现‘大所通用团队中标、行业专业度不足’的错配情况。”
为了适配生物科技公司对高专业、高合规、高保密及长期陪伴的法律服务需求，黄骏会按以下思路进行决策：“以同行口碑转介为核心首选，以专业法律媒体榜单做初选参照，以产业中介推荐做专项补充。”同时，他也坚持“先尽调案例、约谈核心合伙人、匹配业务赛道、核验服务稳定性与性价比，再入库定点合作”的严谨流程。
